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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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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在这里，曾经出现生态灭绝般的捕捞。
的长江渔民们，组成的反盗猎巡护队，在奔流的大江上穿梭。他们，曾和盗猎分子的船只相撞，曾被打得满脸是血，也曾被人们天天盼望着“因为贪污被抓了进去”。
伴随着整个长江系统的立法保护，冲突似乎更被推到了极端。
长江沿岸（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从渔业保护切入，到鱼苗培育、支流与采石场的管控…再到数字化公益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府渔业、民间护渔、腾讯公益平台、公益机构和中国网民等，无形中卷入保护长江，成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 图景。
图景里，是一个个与洪流相争的鲜活生命。
过去的几十年里，老罗一直以为自己会在水上漂到死为止。
从记事起跟父亲学打渔，三张草席搭起小木船；麻绳拴成的渔网，要用猪血来浆，再烧柴火晒干，熏得双眼流泪；每天天黑撒网，天亮收网。奔流不息的长江，见证着他迈入婚姻、孕育子女……脚下的船从小木船换成铁皮船，后来铁皮船又换成不锈钢大船。
在这艘船上，他的母亲生下了他们兄弟几个。老罗的哥哥，在7岁的时候，跟着奶奶在船沿打捞江面飘过的木柴，失足掉进了江里。年迈的奶奶看着哥哥在江里浮沉挣扎，越飘越远，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这艘大船上了岸，和旁边十几艘渔船一起等待被销毁。渔民们手持牌照在船前拍照登记，为捕鱼生涯留下 的记忆。紧接着，工人们忙碌起来，气焊枪、铁锤轮番上阵。用不了多久，这堆残骸会被融化为红彤彤的钢水，再凝固为一堆锅碗瓢盆。
养了七年的狗“雷雷”对周遭的变化毫无察觉，有馒头吃就欢天喜地。薄雾散去后，对着空荡荡的江岸，63岁的老罗自顾自哭了起来。
浮沉半生，以船为家，他早已习惯每晚晃晃荡荡地入睡，仿佛母亲推着摇篮一样。洪水汛期，将船拖入避风港，看着奔涌的江水东去，心也跟着变得辽阔，所有苦乐仿佛都融入其中。
停泊在码头边的渔船将他和近30万渔民推到陆地上的，是长江流域史上最严禁渔令，自年1月起正式实施，为期十年。禁捕范围纵贯长江上中下游，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重庆等14省市都被囊括在内。对世代“以水为田”的渔民而言，*府发放补贴，提供技能培训都难以彻底抚平他们对新生活的忐忑。
但靠水吃饭这么多年，他们也明白，长江早就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即使不转产，今后也将无鱼可打。
“我年轻那会儿，站在船上就能看到大鱼在水下游动，黑乎乎一大片。爷爷教我‘手打网’，随便一张网下去，都能打几斤鱼出来。”
长江边长大的刘鸿，是个捕鱼能手，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传统渔业的*金时代。那时候码头少、货船少，岸边芦苇摇荡。舀一瓢江水，加点明矾就能喝，入口清甜。渔民们遵循着“取之有度，顺应自然”的朴素道理，抓大放小，吃喝不愁，每年赚的钱比当地人均收入还高出不少。
可当新的世纪来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长江沿岸平地起高楼，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还有采砂泛滥。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显示：非法采砂船以柴油为动力，造成水体石油类污染急剧增加；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鱼没有从前好打了，心思活络的人开始追求效率更高的捕鱼方式。
最早的电鱼者从家里拖一根电线到邻近水域，用伏的生活用电进行电鱼，杀伤力有限。经过多年的“技术迭代”后，如今的电鱼机已经用上了二极管、三极管、可控硅作为核心元件，可调节频率的同时，输出电压能达到上千伏。
“光江津区就有多条电鱼船，四五百名非法电鱼者，这些人不分白天黑夜，这拨走了那拨又来了。”
把绑着电极的线杆从船头伸入水中，水面立即泛起白色的浪花，范围达到两三亩地。几乎一眨眼的功夫，几百条鱼翻着白肚浮出水面，毫无知觉，任人捕捞。这是长江上最常见的电鱼作业。
除此之外，电鱼还有更繁杂的“大工程”。两条渔船拉起一张电网，与江面等宽，协同前行，缓缓划过水面。电网释放的瞬间电量足够电倒一头牛，所到之处，不分种类，不论大小，鱼都被一网打尽。要么顷刻间毙命，要么因为性腺发育受损丧失繁殖能力，已经产下的卵也不会孵化。
非法电鱼船电流通入水体后，耗尽一定水域面积内的氧气，导致水体真空。因电击或窒息而死亡的水生生物沉积水底，腐烂变质。严重的会造成某一水域食物链断裂，自然水域的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死水”现象因此而成。
鲤鱼40元一斤，花白鲢60元一斤，*辣丁元一斤，江团元一斤，岩鲤元一斤，长江鲟和娃娃鱼价格更是不菲……这种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式，为偷猎者带来了极为可观的收入。一晚上随便电几百斤鱼，选一处隐蔽的岸堤，迅速与收鱼人完成交易，再由厢式货车冷链运输至外地，销售给长期合作的水产摊摊主，最终转卖给饭店或个人，年入百万是稀松平常的事。
《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行为人在禁渔期、禁渔区之外非法捕捞大多只会收到行*处罚。即便罚款，金额也不过几百至几千。犯罪成本跟高额利润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可以赚钱的金矿，挖空了、挖没了，换个地方继续挖就是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截然不同的。”
旧的秩序轰然倒塌，很多渔民出于对长江的感情，不愿意顺应潮流，只能眼睁睁看着收入大幅缩水。
江津区转业渔民很多年以前，老罗甚至打到过30多斤的花鲢。但17年以后撒一次网，捞上来的几乎都是垃圾——巨大的渔网在台阶上堆成高高的一座山，一座长满了塑料瓶、塑料袋和枯枝败叶的五彩斑斓的山。他和老伴需要花一下午的时间才能把这些垃圾清理掉。
经过捕鱼*金时代的长江，剩下的，是鱼类的*昏。
曾经，长江是淡水鱼类资源最丰富的流域，盛产多种经济鱼类，高峰时期曾占到全国淡水捕捞总量的60%。可到了年，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最差的“无鱼”等级。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资源量大幅萎缩。缺少了鱼类，水藻因为没有天敌的牵制而疯狂生长，水中杂物越来越多，水域生态不断恶化。而长江作为国内 大河，每年需要供给 亿多人饮水，影响多大可想而知。年初，白鲟灭绝的消息更是将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溃败以最惨烈的方式推到公众面前。
中国淡水鱼 长江白鲟事实上，国家层面对长江流域的危机早有察觉，自3年起就启动了春季禁渔制度。
然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看来，对于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珍稀动物日益濒危的长江来说，“季节性禁渔“治标不治本，效果十分有限。
4年，曹文宣让学生到多地进行实地调查，学生们发现，禁渔期结束后，渔民捕捞上来的鱼多是当年出生的十厘米左右的幼鱼。这意味着，几个月的禁渔期，仅仅让一些鱼类有了产卵机会，但是孵出来的幼鱼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夭折了。因此，鱼类种群难以繁衍壮大。
从6年开始，他坚持通过多种渠道呼吁在长江流域禁渔十年。
“十年禁渔可以让鱼类有相对充分休养生息的时间，以四大家鱼为例，它们的野生种群基数本身已经很低，繁殖量有限，成熟期一般需要四年，十年时间可以给它们两个世代的繁衍期。”
接踵而至的，是被期盼了近20年的《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流域立法，它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到了压倒性位置。
没有人知道，各方势力的撕扯，将要在长江掀起怎样的风浪。
《长江保护法》落地的 天，重庆市相关单位在大梁子码头进行法制宣传，并且集中销毁件收缴的非法捕捞渔具。
官方态度很明显，想以此震慑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但长久以来，在非法捕捞者眼中，渔*等执法单位都是“纸老虎”一样的存在。
长江江津段长公里，江面宽米至0米，而渔*执法人员却不到10人，人力严重不足，常常顾得了头顾不了尾。接到举报电话不能及时赶过去，就会被群众批评不作为。
由国家统一采购的渔*船，弄得像旅游观光船一样，虽然配套完善，但速度慢，只能走长江中间，无法在浅水航行，容易暴露又不灵便。加上没有夜航功能，只能白天晃一圈刷一下存在感，一到晚上就彻底歇菜，根本不被电鱼者放在眼里。
曾经在江津区渔*站担任站长的李荣向记者诉苦，为了打击非法捕鱼绞尽脑汁，甚至一连几夜蹲守，但依然无功而返。他们一年办不了几件案子，不是不想办，而是太难办：设备跟不上，人员跟不上。实际上，不只是江津，长江沿线各地的渔*部门都面临相似的困境。
上级问责、群众埋怨，夹在二者之间，压力越垒越高。
年4月，江津渔*人员按照惯例到油溪镇老洼沱码头增殖放流。在岸边看热闹的刘鸿忍不住调侃：“你们现在放鱼苗有什么用？过没多久就被电死了。”
李荣听到这话，抬起头来对刘鸿说，“你看到了就抓现行，抓了送过来给我们处罚。”
刘鸿水性好，当过兵，又对电鱼者积怨颇深。之前为了招待朋友，想着开船打点江鱼，结果整个下午一条鱼都抓不到，去找渔民买，渔民也很无奈，“鱼都被电鱼的搞光了，哪还轮得到我们。”
被朴素的正义感驱动，当天下午，刘鸿开始了他的 次义务巡护。
独自开着7.6米长、40马力的汽油船巡至麻纱桥水域时，发现有两个开柴油船的人在增殖放流地点附近公然电鱼，刘鸿一边掏出手机录像，一边全力追赶。
好不容易把船逼到岸边，没想到对方突然调转方向，加大马力撞过来。船身剧烈摇晃，刘鸿一个趔趄跌入江中，但就在落水的一刹那，凭借良好的水性，他抓住对方船舷一跃而上。
鸿鹄志愿队队长刘鸿俩人见刘鸿高大魁梧，身手又如此矫健，一时之间没了主意。船头的人跳水逃跑，船尾的人则束手就擒。
刘鸿当场缴获了电鱼工具和渔获物，将非法电鱼者移交当地渔*处理。后来，弃船逃跑的那名电鱼者同伙，也投案自首。
上岸后，刘鸿总结了两条教训：一是非法捕捞船的硬件设备都很先进，巡护船要更结实、跑得更快，才能逮住嫌疑人；二是要有得力的团队，至少两人协同作战，才能避免更大的危险。
当时刘鸿在家乡油溪镇经营一个专门做古建筑安装和建造的公司，手头积蓄颇丰，他决定自费购买装备，组建一支民间护鱼队——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刚开始缺人，他就直接抽调公司的员工一起出去巡护。
鸿鹄志愿队的大本营，是队长刘鸿的洪江鸿鹄志愿队的大本营，是队长刘鸿的洪江古建筑公司
几年后，退捕上岸大潮席卷而至，熟悉水域环境的渔民渐渐成了志愿队的主力*，56岁的陈永彬就是其中之一。30多年的捕鱼生涯里，他将“克制”视为 美德，对酷鱼滥捕者嗤之以鼻，每次发现都跟渔*部门举报。站长李荣觉得他有正义感，不怕得罪人，便将他推荐给刘鸿。
当时陈永彬拿着*府给的二十几万补贴住进新房，吹不到江上自由无拘的风，整个人就像养在玻璃缸里的鱼一样，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做生意怕亏本，当保安又嫌太无聊。思来想去，加入志愿队，换一种新身份与长江日夜相伴似乎是 的选择。
一次巡航过程中，在长江石门镇苟洲坝附近，抓住3名电鱼者，当场查获渔获斤，另外还有多斤鱼被藏在下游的一处土坑里。那些都是正在产籽的江鱼，一个个挺着大肚子。陈永彬感觉心被狠狠揪了一下，眼泪差点滚落下来。
最本能的情绪反应告诉他，这事有意义，值得花大力气去做。可对于将来会被卷入一个怎样复杂的旋涡，他还想象不到。
鸿鹄志愿队队员人家偷鱼，他们护鱼，断人财路，又拿不出执法资质，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了电鱼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服气的人越来越多，拉帮结派地对付他们。
最惨烈的一次，是在年正月初三。大家还沉浸在热烈的春节气氛中时，刘鸿接“线人”报告，有人在苟州坝撒网捕鱼，他立即带上一名队员赶去拦截违法船。捕鱼者丢下渔具掉头就跑，正当他们清理现场时，那人却带着二十余人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好些都是醉汉，下手不知轻重。混乱中，队友被打得趴在江边，刘鸿头部被鹅卵石砸中，顿时血流如注，但他仍死死扭住对方，直至警察赶到。
当晚回到家，刘鸿头缠纱布，衣服遍布血渍。妻子被他这幅尊容吓得不轻，砰一下把门关上。他在外面解释半天，才被放了进去。
打击非法捕捞，渔*部门需要民间力量的补充但又不能直接让渡执法权。无奈之下，便给鸿鹄志愿队每人发了套巡护队的制服，打擦边球，半官方地让他们进行巡护。按理说，他们取证后交由渔*执法即可，但在具体操作中，取证技术有限，渔*力量跟不上，只能他们亲自扭送。
并非每个人都会被他们那套制服吓得束手就擒，碰上不配合的，免不了有些肢体冲突，通常刘鸿会和队员强行将人拽到船上，再押送至公安机关。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操作显然越俎代庖了，别人要是较真起来去告他们，一告一个准。
不得不承认，尽管志愿队与长江有深刻的情感联结，也通晓水性，熟悉各种鱼类，但在具体的巡护过程中，他们的操作模式却是“事倍功半”的。就连工作日志和和案宗记录都坚持手写，处处透着前现代的古典气息。
鸿鹄护渔志愿队半年来的工作日志和总结文件
而偏偏长江保护，又是一个系统化的、涉及面极广的大型工程。除了上中下游、还包括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而打击非法捕捞之外，鱼苗培育、拦河筑坝、挖沙采石也都在治理范畴之内。
像刘鸿这样的民间游击队，面对如此宏大的议题时，难免显得费力不讨好。无法用团队力量撬动更多资源，还经常因为信息不够透明而被质疑贪腐。
坊间流传他们白天护鱼，晚上偷鱼，之所以把船改造得这么好，是为了偷鱼时不被抓。毕竟人都是逐利的，“如果捞不到好处，护鱼队这么拼图啥？”甚至还有人对他们进行盯梢，看到他们开船出动，就给渔*或公安部门打电话举报。
为了驱散谣言，志愿队只能和*府“蹭关系”，假装自己已被收编。每当别人质疑他们“无利不起早”时，他们就故意放话，“是呀，我们每月从*府那里，可以领三四千块工资呢。”
那时候刘鸿和他的队友们还不知道。进入信息爆炸时代，浪潮的方向早已转变，互联网对公益范围的扩展和效率的提升作用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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