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巨大财富文明的创造过程一直闪耀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智慧之光。万物互联时代，传统经济理论到了需要改写的关头。
埃里克·拜因霍克的著作恰逢其时，堪称物联网时代的《国富论》。
——张瑞敏（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
经济学曾经和进化论有过一段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的时期，但很快就分道扬镳了。分手之后的进化论慢慢沉淀为现代科学的基石，而分手之后的经济学却飘飘在上，看似霞光万道，其实一阵风就能吹走。
《财富的起源》回到了进化论和经济学最初相遇的地方，然后尝试让经济学再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这条路当然更为艰辛危险，却能通往正确的方向。
宇宙的历史有可能是由少数几个比喻构成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迷宫》
某些科学革命天生就是完整的，是个别天才的成果，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另外一些则是许多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得出的成果，比如年至年的量子物理学。复杂经济学革命与后者类似，它是全世界许多研究者多年工作的结晶。
尽管复杂经济学里的许多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场革命才开始酝酿，当时物理科学的进步使得一小部分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开始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经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规模、成本低廉的计算工具的出现允许研究者利用新式的、不可预见的方式来探索他们的理念，从而推动了复杂经济学革命的发展。
01财富起源之谜由来已久
财富为何物？对于马赛族人来说，财富是以牛的数量来衡量的。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则以美元、英镑、欧元、日元或其他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多年前，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们用以衡量财富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在早期社会，牲口被当作商业上的通用媒介，虽然这是最不方便使用的一种媒介……据说食盐是埃塞俄比亚商业和交易的通用媒介；在印度的某些沿海地区，人们使用的通用媒介是某种贝壳；纽芬兰是干制鳕鱼；弗吉尼亚是烟草；美国的部分西印度殖民地是糖；其他某些国家则是牛皮或熟皮；我还听说，在苏格兰的一个村庄，至今工匠去面包房或酒馆的时候带的还是钉子，而不是钱。”
财富最初的起源在何处？人们流下的汗水和脑袋里的知识是如何创造出财富的？为何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是如何从以牛交易转变成以微芯片交易的？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将把我们导向一个关于财富的最重要的未解之谜：人们如何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我们可以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提出这个问题，但也可以提出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管理者应该如何发展企业，才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机会？*府应该如何发展经济，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全世界的不同社会应该如何创造资源，解决教育、医疗和其他急迫的问题？全球经济应该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财富或许买不来幸福，但贫困却可以“买”到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的痛苦。
财富是什么？财富是怎样产生的？如何为个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也最古老的问题。然而，纵观历史，经济学似乎很难回答这些问题。
关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新答案是在最近几十年的工作中产生的。这些新答案不仅源自经济学家的工作，同样还源于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进化论理论家、计算机科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
人类财富的爆炸性增长
我们简要总结一下万年间的经济发展史：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突然之间，天翻地覆。人类历经经济史上99.4%的时间，达到亚诺玛米族人的经济水平；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达到年的经济水平； 经过0.01%的时间，全球财富跃升到现代世界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超过97%的人类财富是在最近0.01%的历史阶段被创造出来的。23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所描述的那样，“比起自己曾孙辈的生活水平，年的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恺撒时期士兵的生活水平更为接近”。
复杂经济学
经济是一个进化系统，这个概念是具有革命性的，尤其是因为它与过去多年间发展出来的大部分经济学的标准概念是相冲突的。然而，它远不只是一个新颖的概念。进化理论与经济学有着一段很长的紧密相连的历史。事实上，是一位经济学家激发了达尔文某部分最重要的洞见。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出版了一部名为《人口论》（AsEssayofthePrincipleofPopulation）的作品，在书中，马尔萨斯将经济描述为一场竞争性生存挣扎以及人口增长与人类生产力增长之间的持续斗争。
马尔萨斯预言，在这种斗争中，人类将会败北。达尔文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并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的感想：
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财富的起源，就能利用这些知识找到为人们创造经济增长和机会的新办法。复杂经济学并不是解决一切管理挑战或社会问题的万金油。对自然现象更加科学的理解为创造更好的人类生活条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理，对经济现象的科学理解也有可能给全世界人类带来福祉。
02传统经济学的时代已经结束
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学术、商业和*策制定者群体越来越觉得经济学没有发挥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真正潜质。如今，该领域许多“伟大思想”的历史已经超过年，太多正式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要么被不现实的假设拖了后腿，要么与现实世界的数据直接矛盾。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诋毁过去的贡献，而在于承诺“经济学可以做得更好”，是时候往前走了。
历史上，经济学家一直对两个基本问题争论不休：一是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二是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对于 个问题的回答简单而有力：人们从环境中获取原材料，经过劳作将这些原材料转变为人类所需的东西，经济价值由此产生。比如，制陶工人从地里取出黏土并用它来制成一个碗。斯密的伟大洞见在于他提出财富起源的秘密就藏在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之中。制陶工人在一个小时内能够制造的碗越多，他就越富有。生产力的秘诀则在于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
亚当·斯密认为，最公正的分配资源的机制是能够让人们追求自身利益、自主决策的机制。毕竟，每个人都是自身幸福的 判断者。与此同时，对于社会整体来说， 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将资源分配到利用效率 的地方，由此实现社会总财富的 化。在道德层面而言，浪费资源是不应该的（对节俭的苏格兰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样会减少社会可用的总财富。亚当·斯密提出的基本原理源自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哈奇森曾呼吁“为多数人争取 的幸福”。亚当·斯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至今对于部分人来说仍然如此）：自由竞争是分配社会资源最公正的机制。
这只“看不见的手”为社会带来了资源高效分配的喜人结果，它是竞争市场所产生的机制。亚当·斯密描绘了价格是如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于市场相遇的过程中提供这种关键机制的。
古典经济学以一个令人瞩目的框架取代了原来的理论，描绘出市场是如何平衡消费者需求与经济生产，并自然而然地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的。但仍有一个重要问题悬而未决：对于某种特定的商品、特定的效用和特定的生产过程而言，价格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对它进行计算和预测吗？
趋于至善的经济
亚当·斯密假定人类的利己主义会驱使市场走向平衡，在这种平衡状态下，人们会商定价格，进行交易，出清市场。瓦尔拉斯证明了这种平衡状态可被认为是一个平衡点，并且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杰文斯表明，在效用不同、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如果人们追求幸福的 化，他们必然要进行交易来达到市场的平衡点。
亚当·斯密推进了杰文斯的观点：利己主义不仅能使市场趋于平衡，它还会为整个社会带来 的结果。
出生于布鲁克林，他在哈佛大学接受训练，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索洛并没有被熊彼特的缺乏数学敏锐性所困扰，他试图将增长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碗中球的可预测性调和在一起。在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发表演讲时，索洛描述了他发展理论的动机。关于增长的早期数学工作被过度简单化了，它假定资本的产出是恒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对于工具、机器和装备等进行投资所得到的回报是恒定不变的。这种假设明显是不现实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技术的变革将会极大地提升资本的产出——拖拉机的产出要远远高于牛拉犁的产出。索洛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对这个重要的方面进行解读。
熊彼特将创新看作打破均衡的力量，而索洛则希望用一种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一致的方式来解读创新，并维持经济的均衡。
增长和均衡听起来并不像一对可以兼容的概念，碗中球所处的系统并不是增长的。然而，在年发表的一篇标志性论文中，索洛将两个概念协调在了一起——索洛将经济视为一种动态均衡，或者说是他所谓的平衡增长（balancedgrowth）。请想象有一场马戏表演，一位勇敢的演员在高空钢丝上踩单车。为了保持平衡并且不从钢丝上掉下去，演员手里会拿一根长长的横向木杆。虽然演员在钢丝上骑车是运动着的，但在每一个时间点上，这位骑手都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同样，索洛将经济看作均衡中的平衡，哪怕它处于不断增长中。
他在模型中提出有两个关键的变量是外生性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革新率，这两个变量驱动了经济增长（你可以将它们看作高空钢丝骑手作用于单车踏板的力量）。随后，索洛表明，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例如储蓄率和经济中的总资本量，将根据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自动地进行平衡，就像马戏演员不断地移动木杆来保持平衡。在索洛的模型里，平衡单车骑手的角色是由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扮演的，即便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它们也在努力地使一切维持在帕累托 均衡的状态。
索洛的模型与亚当·斯密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即尽管人口增长或许能够增加国家的总财富，但只有提高生产力才能提高国家的人均财富——一个国家的富有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资本，而在于这些资本的生产力有多高。在索洛看来，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技术。索洛的模式意味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不是因为拥有自然资源，或者拥有天上掉下的资本而变得富有的。它们变得富有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即技术的改进提升了资本的生产力，这又会提高储蓄水平，继而增加投资资本。如果没有技术的提升，资本只会根据人口数量的情况按比例增长，而人均财富值只会保持不变。年距离“知识经济”一词变得流行还有很久，但罗伯特·索洛已经发现了它。
索洛的工作使得人们对于增长这个主题重新燃起了兴趣。很快，在他提出的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的版本。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斯坦福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Romer）为首的一群研究者越来越不满意索洛模型提出的“增长的真正驱动者——技术是外生性的”这一说法，这就跟熊彼特在50年前受到的挫折一样——当时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也是外生性的。
罗默认为增长的“能量”应该被看作经济的内在因素，年，罗默发表了一篇论文，启动了后来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
索洛没有将增长的能量源泉定义为创业者的英雄主义，而是定义为技术的特性。他指出，技术对于增加具有一种累计的、加速的特性。我们知道得越多，现存的人类知识的基础就越大，并且从下一个发明中得到的利益就越多。知识被经济学家称作一种沉浸回报现象。正如之前讨论的那样，18世纪，雅克·杜尔哥指出，大部分生产过程表现出了收益递减的相反特性。对于大多数的生产过程来说，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随着投入资源的不断增加，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罗默认为，在生产技术的情况中（比如我们可以将研发当作生产技术的一个环节），这个逻辑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在知识上的投入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不断累积，收益就会越来越高。
今天，人们在微芯片和生物技术上投入一小时进行研发所得到的收益，比年在蒸汽机和电报机上投入一小时进行研发所得到的收益要高。罗默在他的模型中创建了一种积极的反馈、一种良性的循环，在这种循环里，在技术上投入得越多，一个社会就会越富有，未来在技术上的投资收益也就越高，结果就是无限的、指数级的增长。在技术投资上不断增加的回报将赋予经济增长的脚踏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
巨人的冲突
那个工作坊的会议开得就像一场橄榄球比赛。参与对决的一方是10位 的经济学家，他们以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为首。另一方则由10位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组成，他们以菲利普·安德森为领头人。经济学家一方拥有数位大咖，例如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他后来担任了美国财*部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还有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布莱恩·阿瑟，他的理论为微软反垄断官司提供了关键论点；何塞·施可曼（JoséScheinkman），他后来成了颇具传奇色彩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科学家队伍在吸引眼球方面一点儿也不逊色，其中包括大卫·吕埃勒（DavidRuelle），他是混沌理论的先锋之一；约翰·霍兰德（JohnHolland），他是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者；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Kauffman），他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生物学家，曾获得 基金“天才奖”；多因·法默（DoyneFarmer），他是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大咖，因为使用非线性物理理论在阿拉斯加赢了轮盘*而声名大噪。
双方都介绍了各自领域当前的 成果，然后用了10天时间就经济行为、技术创新、商业循环以及资本市场的运作进行了辩论。经济学家们因为物理科学家们的理念和技巧而激动不已，同时也认为这些科学家在经济学问题上非常幼稚，甚至有一点狂傲。另一方面，物理科学家们则对经济学家们在数学方面的精湛技能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切实感受到了经济学问题的难度。
但真正让物理科学家震惊的是，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像是来自过去的人。后来，其中一位参会者评论说，这些经济学家让他想起了最近一次的古巴旅行。对于物理学家而言，他们在经济学家身上看到的大多也是一种类似的“复古”的感觉。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好似被封锁在了自己的知识禁运令中，与数十年的科学进步相隔绝，但同时他们也在心灵手巧地弯折、拉伸和更新自己的理论，以便让它们保持效用。
不仅是经济学里的数学部分看起来像来自过去的冲击波，物理学家们还为经济学家在模型里继续使用简化假设而感到震惊。自伽利略的时代起，科学家们就开始使用简化模型，例如标准球体以及理想气体，以便让模型更容易分析。
以参加工作坊的科学家们的观点来看，经济学家对于假设的使用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其中一个假设获得了科学家的特别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1xbbk.net/jwbys/2820.html
